据日本学者永积洋子所编的《唐船输入品数量一览（1637—1833）》记载，江户时代每年都有不少“中国墨”远销日本。另外，日本唐通事编纂的教科书《译家必备》中，就曾提及长崎贸易中的“三百挺徽墨”。显然，唐船输入品中的“中国墨”，主要指的应当就是徽墨。关于这一点，也得到了现存于日本的诸多中国“访帖”之证实。
18世纪后期，浙江有一册图文图书，因供奉宸赏而声名大噪。这部让南巡的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之《太平欢乐图》，书中有一幅图反映的是当时市面上颇为畅销的“新安墨”。“新安”是徽州府的前身，所谓新安墨指的便是徽墨。画幅中，一位头戴暖帽、面朝左看的清朝人，左手拎着一个蓝色包袱，右手捧着一盒徽墨，图说曰：“徽州之新安墨盛行于浙，凡携箧走书塾觅售者，新安墨也。”这是有关徽州墨商的一条珍贵史料，反映了盛清时代徽墨在长三角一带的流行。结合图像与文字，可见当时的徽州墨商，将徽墨放在蓝布袋内，沿途叫卖，并前往各处的私塾中兜售……
徽墨访帖
自公元10世纪以来，中国墨业的中心便自河北转移到了皖南的歙州（即后来的徽州）。当时，奚廷珪随父亲奚超从“风潇潇兮”的河北易水，迁至皖南的歙县。奚超是位制墨高手，他抵达歙州以后，发现黄山白岳之间松树苍郁，水质又好，是制墨的极佳场所，遂决定卜居于此，以制墨为生。他们在当地制作松烟墨，质量上乘，受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，奚廷珪也因此被赐姓为李，后世遂以“李廷珪”留名青史。
在科举时代，徽墨除了作为一种实用的书写工具，还被当作精美的艺术品，供文人把玩鉴赏。正因为如此，徽墨也被当作送礼的佳品，在国内外广泛流通。16世纪中叶的嘉靖年间，日本和尚策彦周良两度作为使节前来中国，后来，他将两次出使的经历撰述成文，此即著名的《策彦和尚初渡集》和《策彦和尚再渡集》。书中，就多次提及作为礼品的徽墨。及至清代，徽墨在日本、朝鲜、琉球等地都相当著名。徽州制墨名家方于鲁编纂的《方氏墨谱》，在江户时代（1603—1867）还被收入日本文人所编的画谱中。
从现存的贸易资料来看，在清代，徽墨曾大批远销海外。据日本学者永积洋子所编的《唐船输入品数量一览（1637—1833）》记载，江户时代每年都有不少“中国墨”远销日本。另外，日本唐通事编纂的教科书《译家必备》中，就曾提及长崎贸易中的“三百挺徽墨”。显然，唐船输入品中的“中国墨”，主要指的应当就是徽墨。关于这一点，也得到了现存于日本的诸多中国“访帖”之证实。
苏州“姚文运斋望记”访帖
所谓访帖，也写作仿帖、仿单，亦即当年随附于商品中的纸单。这些访帖，或作为外包装，或夹在商品包裹之内，类似于时下的商标、广告或产品说明书。在江户时代，一些日本人热衷于收集来自异域的此类访帖，这不仅在当时的笔记、文集中颇有所见，而且也还有不少相关的实物遗存可资佐证。譬如，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收藏有江户时代的《惜字帖》二册，收录了三百余件自中国输入商品的访帖、标签和印记等。根据台湾学者刘序枫教授提供的背景资料，搜集者森岛中良（1756—1810）是江户中期的兰学者，出生于著名兰学家庭之桂川家，该家族世代为德川幕府的御医，其兄为知名的兰学者桂川甫周。森岛中良除了擅长医学之外，也是知名的文学家、博物学家。他对海外异国的风俗情报、语言、地理等极为关心，著有《红毛杂话》《万国新话》《类聚红毛语译》（《蛮语笺》）《琉球谈》《海外异闻》《俗语解》和《桂林漫录》等。其中，《惜字帖》系由森岛中良搜集并加注记，于日本的文化甲子（1804年，清嘉庆九年）装订成册，此后仍续有收集。在该册访帖、标签、广告、商标等的剪贴簿中，有不少兜售徽墨的广告。例如，曹素功便是开设在苏州的一爿墨店：
徽歙曹素功法墨……年制法，……因无耻之徒，假冒本斋字号，将不堪低货，欺骗客商，虽囗囗不能囗囗囗，鱼目亦恐混珠，最囗囗斋囗来孙尧千数峰氏，在姑苏南濠开张内店发客，囗囗囗囗贡品门市，照徽法制，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，只此一处，各省并无分店。赐顾者，须认明姑苏南濠信心巷南首下囗曹素功墨局内店曹数峰氏为记，囗囗。
上述这份粉红色的访帖，因年深日久早已漶漫不清。据文献记载，明末清初，曹素功的创始人曹圣臣开始制墨。后于清康熙六年（1667），在徽州歙县岩寺镇（今属黄山市徽州区）正式创设曹素功墨庄。相传康熙南巡时，曹素功进呈徽墨，极受赏识，受御赐“紫玉光”三字。此后，乾隆皇帝也对曹素功墨颇多赞赏，以至于“海内巨卿贡墨，皆取制于曹氏”。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，曹氏家族析产，兄弟四人中，除长兄名不见经传之外，三个弟兄各设一分支独立经营。其中，六世孙曹尧千、曹德酬迁至苏州开设墨肆。尧千氏墨庄，对制墨品质精益求精，在销售时更是爱惜羽毛，以信誉为上。据说，该墨庄素有“三不卖”之说，即：新墨不过一年的不卖，墨锭外观不平整的不卖，墨锭裂缺者不卖。凡是不符要求的墨锭，坚决返工重做。嘉庆年间，适逢清廷向徽州征召“制墨传习者”，曹尧千被招入京师制墨，艺惊四座，闻名天下。对此，曹素功特制“金殿余香”墨为纪，故后世奉“尧千氏”之墨为曹氏墨品之冠。
曹素功墨（上海笔墨博物馆收藏）
除了曹素功之外，当时在苏州还有不少其他的墨庄。《惜字帖》中有一张商标，其上写着“徽州吴天章监制顶烟香墨，发兑不误”，所谓顶烟香墨，显然是形容徽墨的质量和香味。而另一张访帖上的文字则有：“姑苏阊门内詹侔三号制办御用真香、油烟贡墨，赐顾者认明本号，庶无差误。”阊门一带是苏州最为繁华的商业区域，詹侔三应当是来自徽墨名乡——婺源虹关（或岭脚）的徽州墨商。这些，都是由徽州墨商直接开设的墨庄。其时，由于徽墨特别有名，故而即便并非徽州人开设的墨庄，其他的文具店也都以售卖徽墨为荣。例如，湖州钱桂艇笔店“开张姑苏玄妙观东首三门巷口，精制各种纯毫乡会名笔，兼兑徽墨、贡硃”，湖州是盛产毛笔的地方，当地人在苏州开设的笔店，也搭卖徽墨。另一爿“姚文运斋望记”文具店，“向在姑苏阊门内乐桥东堍汤家巷北首下岸，开张有年，监制精工进呈湖笔全副画笔、十锦送礼过洋套笔、重香徽墨、贡硃、端砚俱全，士商赐顾，须认明招牌无错”。该商标背景是冰梅纹图案，颇为精致。文中提及的“过洋”，在这一批访帖中颇有所见（如另一个例子是“过洋奇香”），这说明有些商品是专门针对海外贸易之需而生产的。这些，显然可以与《唐船输入品数量一览（1637—1833）》比照而观。
在清代，由于徽墨名气太响，故而来自中国的墨品，绝大多数都打着徽墨的旗号。例如，上海的“老文元复记”，“计开笔目，每枝实价，划一无欺”。访帖中虽说“笔名甚繁，不能细载，装潢另算”，但亦列举了近两百种笔的价钱。另外还注明该店兼售徽墨、端砚、名人法帖等。在清代前期，自浙江乍浦前往日本长崎的商船中，有不少“福州船”，这些船只运送了相当多的福建物产（如莆田桂圆、福州线香等）。在访帖中，就见有“福省澹宁堂”、“福省学院前对门陈大兴”、“福省南街蒋瑞元凤仪”等文具店，他们都曾运输“顶烟徽墨”。有意思的是，各店都不约而同地指斥“一二无耻，仿式诈名”，故而在访帖、广告中信誓旦旦地提醒顾客“惟祈藻鉴，细查招牌印号，勿被蒙混是幸”。揆诸实际，文中的“福省”，是指福建省会福州，在当地，的确也有徽州墨庄（主要来自婺源）存在，上述的商品也不排除有些是从徽州墨庄批发而来，但无疑也有相当不少应是假冒“徽墨”的名号。
上揭的“福省南街蒋瑞元凤仪”文具店，具体开设在福州南街的花巷，店名为“得意堂”。关于这一点，亦见松平齐民（1814—1891）的《艺海余波》第三集。松平齐民为日本江户末期美作津山藩主（今冈山县津山市），是幕府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的十四子，后过继为津山藩主为嗣子，于天保二年（1831）继任为第八代藩主。其人生性风雅，酷嗜书画。与森岛中良相似，他也热衷于收集各类访帖。《艺海余波》全书共十七册，内容包括各类的诗文、书画、拓本、印谱、广告和传单等。其中，也有不少有关徽墨的访帖。例如，在《艺海余波》第十一集中就有“徽歙曹素功”的访帖，而在十三集则有“曹素功，精造进呈贡墨，纯毫湖水名笔，真不二价。开张上洋小东门内察院西首第三家”。与前述所引不同，这是迁往上海后的曹素功墨店之访帖。对此，第十四集中更有相当具体的一段文字：
徽歙曹素功，按易水法制墨，历来二百余年，自康熙时办贡至今，各省海外闻名。近因射利之徒，以假冒真，希图惑骗，是以本斋来孙尧千氏，向分姑苏，开张有年，今来上海小东门内设立一店，贡品、官礼、徽墨、歙砚、湖笔、银底、罗经发客，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，凡绅商赐顾，须认曹素功尧记招牌图章，庶不致误。
对照前引《惜字帖》中的曹素功访帖，当时声称徽墨制作系“照徽法制”，而此处则注明系“按易水法制墨”，从而将曹素功制墨的技术上溯自公元10世纪。另外，访帖还强调曹素功曾在康熙年间办贡，因此蜚声远近。发布此一访帖的商家为新迁至上海小东门的曹素功尧记，该店除了兜售徽墨之外，还兼卖歙砚、湖笔、银底、罗经等。特别是罗经（亦即罗盘），在传统时代，罗盘总是寄售于墨店，这大概是看重墨店商业网点众多的缘故吧。
另外，《艺海余波》第十七集中还有一张深红色访帖：
徽州曹素功老店，向开姑苏南濠信心巷口，历有二百余年，货真价实，天下闻名。近多射利之徒，以假冒真，致有鱼目混珠之误，是以本斋来孙尧千氏，向遵高高祖法监制。缘咸丰十年匪扰苏省，今迁立上海小东门内察院西首第三家，双间朝南门面开张，以辨假而崇真，所有贡品、徽墨、歙砚、湖笔、硃锭、按度罗经、硃砂印色发兑，绅商赐顾者，须认尧记图章不误。
太平天国之后“曹素功老店”访帖（《艺海余波》）
该访帖从一个侧面提及太平天国兵燹战乱对曹素功墨庄的影响。据可靠资料记载，清同治三年（1864），九世孙曹端友从苏州迁至上海定居，在小东门方浜路开设艺粟斋，成为制作徽墨的著名字号。
16世纪以还，徽州墨商的营销网络广泛分布于江南各地。除了徽墨商品输入日本之外，江户时代还有中日制墨技术的频繁互动，这是民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。江户时代日本著名的墨商松井元泰，从其父亲一辈开始，就认真钻研中国的制墨方法。元文四年（1739，清乾隆四年），经过官方的特许，松井元泰曾亲自前往当时的“锁国之窗”——长崎，会见了从事中日贸易的数名清朝商人，对中国墨详加探究。他还通过前来长崎贸易的中国海商，与在苏州一带经商的曹素功以及詹姓婺源墨商有过交流。宽保二年（1742，清乾隆七年），松井元泰刊行了《古梅园墨谱》，此一墨谱，显然是模仿明代的《方氏墨谱》和《程氏墨苑》等，其中，就特别记录了徽墨的图式。透过《古梅园墨谱》等域外文献，我们对徽墨之海外流通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交流，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当然，国内现有学者认为，松井元泰曾到过中国，与徽州墨商特别是婺源墨商有过一些技术上的交流，这完全是一种误解。持此观点者未曾读过《古梅园墨谱》，遂有这类想当然的看法。其实，在江户时代日本推行“锁国政策”，只开放长崎一口与中国和荷兰通商，本国任何人都不得离开日本，墨商松井元泰自不例外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他又焉能前往苏州与徽州墨商展开交流呢？他们之间的互动与交流，只能是透过前往长崎经商的中国商人，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。
另外，如果说乾隆时代徽墨在日本一枝独秀，那么及至曹素功迁居上海前后，日本经过长期的吸收、融合，和墨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《艺海余波》第十五集中就收录了一份日本万延二年（1861，清咸丰十一年）的《法古斋拣选文具略录》，个中列有和笔、唐笔、和墨、唐墨、和砚、唐砚、唐纸、印材。其中，和墨是指“南都制造油烟、松煤、唐法制诸名家所用墨数品”，而唐墨则是“新古名墨数品”。在这里，唐笔、唐墨、唐砚等被置于和笔、和墨、和砚之后。这爿开设在江都（今东京）大传马第三街的笔墨店老板高木寿荣不无自得地标榜：“本铺所鬻之文房，制造用意，真伪品定，久蒙赐顾……”明治十九年（1886，清光绪十二年），大阪人铃木梅仙出版了《墨苑清赏》一书，当时，他邀请了一些著名文人为之撰序。其中有一篇序文踌躇满志地写道：
我国制墨创于高丽僧昙徵，后普传其方，海内便之，而纪伊藤白墨、大和古梅园等最显。铃木梅仙，纪伊人，夙尽力藤白墨，既而谓制未及清墨之精良，故清墨输入日多，是不独吾业之愧，亦我国之耻也！于是
苦思刻虑十数年，废寝食，倾家产，竟得其方，并悟鉴识之法，皆古人所未发。……梅仙数为余制墨，寄赠之，其精良实胜清墨数等……
此处的“我国”系指日本。由此可见，明治时代的日本民族主义情绪高涨，制墨之精良与否被视作事关产业与民族声誉的大事。《墨苑清赏》一名“墨苑呓语”，若以序文中的言论所及，称之为“呓语”或许亦不为过。从总体上看，尽管和墨大有长进，但徽墨亦仍有其独到之处。江户时代日本人对于徽墨的爱好，一直沿续到了明治以后（晚清、民国时期）。东京银座二丁目的乐善堂书房，专门贩卖“吴吟轩精制各种湖笔”和“曹素功精选各种徽墨”。仿帖的右上角，盖有“真不二价”的红印，这明显是受中国江南商贸习俗的影响。揆诸史实，“不二价”或“真不二价”，至迟自明代中叶起便是苏州的商业招幌，及至清代，更是长崎贸易中商人所惯用的口号。这一点，曾引起日本人的高度关注。江户后期的汉学者大田南亩（1749—1823），在其所撰的随笔《一话一言》卷21“茶膏”条下，就饶有兴致地记录了标榜“（真）不二价”的苏州商品。从“乐善堂发售湖笔徽墨仿帖”来看，其中的“曹素功精选各种徽墨”多达数十种。而18世纪与曹素功颇有交往的古梅园，迄今仍是日本尚存的著名制墨老铺。这爿坐落于奈良市椿井町的古梅园，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为了庆贺墨店创建400周年，曾向曹素功墨庄发出邀约，提议由两家墨庄联合生产纪念墨。此项合作，系由古梅园提供墨的造型和墨面图案，曹素功则负责墨模制作以及雕刻，墨为圆形的“白凤墨”，两墨庄各生产四百锭，分别题款，合璧成对，寓意400周年庆诞。此一事件，成就了中日民间物质文化交流的又一段佳话。